1901年11月7日，自嘲是大清帝国“裱糊匠”的李鸿章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，往日那“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意气高于百尺楼”的豪情壮志；三十载为富国强兵而孜孜以求的呕心沥血，目睹北洋水师折戟沉沙的屈辱苦痛。此刻，又全都一股脑地涌上心头。
或许，试图拉开中国工业革命大幕，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“东方俾斯麦”至死也想不明白，他坚持一生的观点“中国文物制度，事事远出西人之上，独火器万不能及。”究竟错在哪里？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洋务运动缘何一败再败于“脱亚入欧”的明治维新？
答案，早已被工业文明最为激昂的旋律所诠释——适应生产力发展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。
